关于齐格蒙·鲍曼

在这组收录了2010-2011两年间写下的随笔中,齐格蒙·鲍曼几乎对于他以往多个时期所作的思考做了一个综合的梳理,如快速流动的现代社会中民主、自由、信仰等理念所遭遇的困境,如这些理念在未来衍变的可能性与方向。与此同时,他也对西方政治现实、社会学家的人文立场作了独到而令人深省的评论。有趣的是,这些议论与梳理都是通过阅读报刊或网络新闻而写下评论实现的。这一点或许更值得当代读者深思:我们该如何阅读新闻。

回顾齐格蒙·鲍曼的学术生涯,不难发现他所思考的大多系于“现代性”这个问题。作为欧洲启蒙运动被设计出来的一个概念,“现代性”(Modernity)的根基无疑落实在启蒙思想家用以驱除中世纪黑暗愚昧的理性之上。自启蒙运动以降,科学地位的不断上升以及工业化大生产的浪潮很快卷袭了西方社会的任何一个角落。马泰·卡林内斯库在《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概括二者的关系时说:“世俗政治权力的确立和合法化,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工业化过程,传统社会秩序的衰落和社会的分化与分工,以及宗教的衰微与世俗文化的兴起,这些进程深刻地反映了现代社会的形成。诚然,‘现代性’并非一个单一的过程和结果,毋宁说,它自身充满了矛盾和对抗。社会存在与其文化的冲突非常尖锐。”

虚无主义的到来因此被视为一种必然,也就是说:“现代性”在“理性”、“启蒙”的特征之后,愈发显示出了由理性本身确定的结果——不是知识上的确定,不是“我们知道什么”,而是“我们不知道自己知道什么”。从本质上看,这乃是一种知识上的摇移。于是,我们此刻将“现代性”描述为“危机与困惑”——因知识的不确定而自发的悲观情绪。

在作者最负盛名的一本书——《现代性与大屠杀》(1989年)——中,鲍曼重新阐释了法西斯屠杀犹太人这一历史事件。对此,他既不同意将这种反犹运动的极端化归类于犹太人多舛的历史之中,也不愿简单地认为这是现代文明的野蛮倒退表现,而是——鲍曼将此追溯到了“现代性”的源头——理性之上。他认为是理性驱使的机器化大生产以及由此掌握权柄的民族自生并且视为种族优越的道德感,直接涂写了犹太民族历史中最黑暗的一页。

如何理解这一点呢?我曾经发过一条微博:“愤怒是廉价品,它一旦出现往往便要取消理性思考的步骤,而快速地寻找潜意识里与之契合的点,然后下结论。”有一位网友在回复中认为前半句正确,因为“所有情绪都是取消理智的过程”;但后半句错误了——他的理由是:当“愤怒”在寻找自己的合理性时,理智已经回归,“而愤怒”本身则变得很可疑了。

我认为,非理性未必等同于没有逻辑、毫无节制的情绪起落,在某种程度上它会以高度的理性来达成其非理性的目的。也就是说,二者的区别落实在出发点上。纳粹在屠杀犹太人过程中是何等克制与冷静,但能据此否认其非理性的本质么?进一步说,当“愤怒”在寻找自己的合理性时,之所以不可与“理性已经回归”等而视之,是因为纯粹的理性所带来的高效生产方式(分工制)与管理方式(雇佣制)同时也极大地贬低了道德的支配作用。责任不复存在,而每一个人都将目光聚焦在工具理性上时,必然使受害者与迫害者及拯救者之间达成以理性为基点的协议。理性本身存在的悖谬(理性象征着变革与启蒙,同时却也是形而上学的根基,而众所周知,基督教的诞生可以直接追溯到柏拉图高扬理性的那段历史;理性代表着打破禁锢,实现思想的自由解放,却因为放逐感性、贬斥道德的原因而无法真正具备自省自律的功能)是大屠杀的起点。归结起来,齐格蒙·鲍曼在这本书中主要阐释了这样一个观点:“现代性”由于现代文明一直被理性主导而无法自我纠正,理性又因为初始设计而存在的自我矛盾在逻辑意义上必然存在通往非理性结果的可能。鲍曼于是得出了他的结论:处于现代文明中的个体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的个体都更有必要无条件地承担起他们的道德责任。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消费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越来越多地被鲍曼谈论。归根结底,这是鲍曼思想转变的一次投射,即他认为20世纪下半叶以来,现代社会已经开始发生了又一次转向。如果说制造者的社会是“现代”的,那么随之而来的消费者的社会则是“后现代”的(为了避免误解,鲍曼将后者称为“液态现代性”,前者则是“固态现代性”)。

前些时候读了德里罗的《地下世界》,这一次又读了鲍曼的《此非日记》,我注意到大多知识分子在面对现代性这个问题时都遭遇了思考与表达的双重困境,尤以后者的难度最大。现代人似乎对于他身处的这个文明感受得越发迟钝,目光敏锐者如以上两位也多半有些欲说还休,想说已不知从何说起的境遇。这另一方面的原因当然是现代文明相比过去更为复杂,人类在实际生活中投射出的感受(即便未被本人加以注意)也在趋向复杂。根本意义上而言,我认为语言已经难以完整概述现代性的各个方面了。

面对纷乱无章与快速流动的现代生活,齐格蒙·鲍曼在这本日记式的随笔中还是展现了他坚持思考,老而弥坚的做派。在本书第一篇题为《写日记有无意义》的文章中,鲍曼回顾了自己写作的出发点,最终停留在“生活和记录生活有何区别”这个问题上。他援引若泽·萨拉马戈的话作为结尾:“我相信我们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个动作……都可以当做无意识的自传的零细碎片,不管它们有多无意,或许也正是它们的无意,它们比任何付诸纸笔有关生活最详细的描述都要更真诚或者真实。”